〈鉅亨看世界〉芬蘭失敗的「免費午餐」實驗

有免費的午餐，不吃嗎？

在 2017 年，芬蘭展開了一場有限規模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 」實驗，希望透過無條件發放失業民眾基本收入的方式，讓人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後，可以更快樂地生活、追夢。

2018 年 12 月實驗結束，參與活動近 2000 名失業者，很多人依然失業。人們回報，他們比起其他失業居民整體上更感到幸福，但實驗最終結論認為，這次的試行是失敗的。

非營利組織 Jain Family Institute 執行長 Michael Stynes 對此結果表示，對只能拿基本薪資的群體來說，此一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這次實驗的結論，卻可能是有問題的。

一些 UBI 的主張者表示，這次實驗有許多嚴重的缺陷，從而扭曲了結論。

Brookings Institution 資深研究員助理 Jimmy O"Donnell 表示，由於芬蘭社會態度的原因，許多政客及選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方式，這導致了第二個問題，總理辦公室只願意提供有限的預算 2000 萬歐元，用於此次實驗。此外，它希望政策能夠快速實施，從而迫使研究人員匆忙進行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與實施並不成功

「基本收入」的理念強調，在生活無虞的前提下，人們才能放膽逐夢。這和領取失業補助的方式不同，因為按照目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失業者可能拒絕參加低收入或短期工作，認為這些收入還不及領取補助。而「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這些人即使找到工作後，補助仍將持續。

為了確認此一想法是否可納為政策，芬蘭進行了 2 年的實驗。隨機取出 2000 名失業者，每月發放 560 歐元 (約新台幣 1.9 萬元) 的基本生活費用，為實驗組。另有 5000 人為控制組，這些人繼續領取法律所規定的失業補助，而實驗組只能獲取一部分法律規定的補助。

2017 年，控制組平均收到了 73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1300 歐元的社會援助。同時間，實驗組獲得 58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940 歐元的社會援助。

根據一位參與者 Sini Marttinen 表示，和過去相較，參加此次實驗，她的月收入只增加了 50 歐元 (約新台幣 1700 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Stynes 表示，本次實驗想知道的關鍵問題在—「如果用無條件基本收入代替有條件的失業津貼，你會增加就業嗎？」

到實驗結束時，實驗組的參與者比起控制組人員，更不喜歡找到工作。但考慮到實際拿到的福利金額差異不大，以及眾多干擾因素的影響。批評者主張，很難由現有的數據推導結論。

本次實驗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參與者對政府調查的回應率極低，平均僅 25%，由如此有限的數據判斷結果，也受到質疑。

在芬蘭並非新穎想法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近來獲得許多矽谷大亨的支持，也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Andrew Yang 列為政見，但對芬蘭來說，這並不是新穎的想法。

從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開始，芬蘭的 4 個最大政黨中的兩個—綠黨及中央黨，就已經開始討論這樣的想法，最後還組成工作小組，起草了一本有關實施基本收入的書，標題是《基本收入：公民的工資》，於 1992 年發行。

不幸的是，在 1990 年代，芬蘭陷入了上個世紀以來最深、最長的衰退，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轉而採取緊縮措施，來解決衰退危機。

當芬蘭走出 1990 年代的衰退，基本收入又成為一種受歡迎的政治理念，在 2007 年重新出現，甚至已委託社會學家 Pertti Honkanen 設計相關建議。但是 2008 年，上世紀的故事重演，鑑於 2007-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概念又遭棄置。

儘管 2015 年後，芬蘭又重新由危機中站起，特別是中央黨在選舉獲勝，才讓這次的實驗有機會在 2017 年展開。但真正要落實試行時，一些早前未見到的阻力及反對意見也開始浮現。

「心理可行性」是最大挑戰

首先，工會其實並不贊同此類做法，關鍵在成本。工會聯合會 SAK 首席經濟學家 Ilkka Kaukoranta 表示，此次實驗的問題在於成本。實施計畫將使政府預算赤字增加約佔 GDP 的 5%，而沒有任何稅收增加，因此當然會非常昂貴。

對中央黨來說，困擾基本收入的政治主張，障礙不僅來自反對黨，而且還來自聯合政府內部的不同黨派，因為他們必須聯合友黨才能執政。最終，中央黨受到左右方的攻擊，並且發現堅持這個有爭議的實驗，變得愈來愈困難，最後也只能選擇放棄它。

但造成此次失敗最根本而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規範」並不支持，認為這麼做像在鼓勵不勞而獲，違背最基本的公平。

社會學家 Jose Noguera 和 Jurgen De Wispelaere 表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難挑戰之一，就是所謂的「心理可行性」。人們普遍認為，要取得收入必須有所付出，但基本收入的做法是無條件的，它違背了互惠的規範，容易引起很多人心理上自然地反對。

O"Donnell 認為，如果芬蘭還想再次類似的改革，方向上勢必要有所調整，例如增加申領的條件，或者改實行美國在 1960 年代的「負所得稅 (NIT)」試驗。他說，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但基本收入的未來，似乎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政府的組成、此實驗的最終報告結論，以及下一次社會保障辯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