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智庫湧現亞洲 質素遙追歐美

亞洲智庫數量不斷增加，不少學者專家紛紛入行，希望能為政府出謀獻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取得優勢。中國早於4月已與巴基斯坦合作，設立負責研究經濟增長的聯合智庫，同時加入歐盟「智庫聯盟」，支持研究歐亞經濟發展，更在近期宣佈成立100個新智庫，擴充行政分析能力。印度也受惠於高學歷國民增加，不斷有新智庫冒起。然而亞洲智庫多屬「由上而下」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庫，所作研究的質素和效率距歐美有一段明顯距離，相信還需一段時間才能對政府政策產生實質影響。

香港《文匯報》綜合外電消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報告顯示，單以數量計，美國、中國、英國、德國及印度的智庫是全球最多，但將其除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以決定其有效性後，全球智庫數量最多的10個國家中，阿根廷的效率竟是最高，其次是美、英、印，中國及日本僅排第9及第10位。智庫數量全球第13多、但智庫與人口比例是美國5倍的新加坡，效率便只有阿根廷的13%。

新加坡主要問題是，不論公共抑或私人資源，均側重於牟利企業上，智庫資源被嚴重削弱，加上新加坡發展完善，貧窮、醫療及城市化等智庫常見議題不太適用，智庫無從發揮下，影響力自然較低。不過，新加坡投放大量資源在高等教育上，並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南洋科技大學合作設立新智庫，有助提升智庫能力，並提高新加坡在國際研究社群中的地位。

日本智庫近年重要性逐漸下降，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顯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去年影響力排名13，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更只排第28位。日本智庫影響力低，因為大部分智庫只為私企工作，鮮有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及文化研究，加上政府一直帶頭決定政策及研究方向，智庫成立、資金來源及稅收均受限制，難以大展拳腳。

《外交家》認為，中國智庫問題則是能力不均。私人智庫所獲資源遠低於官方支持的智庫，而官方智庫集中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國際政策戰略研究較少。

與上述3者相反，印度民間高學歷人士熱衷於成立智庫，希望改變國家及社會現狀，由下向上影響政策，有助解決污染、公眾健康及市區衛生等問題。

智庫過去一般予人「面目模糊」的印象，它們能透過研究帶領輿論，但實際影響力難以估計。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著名德國智庫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主席菲斯特認為，智庫要發揮影響力，除了多發表研究外，也要主動跟政界溝通，認為只要以適當方式進言，大部分政客均願意採納不同意見。

德國央行在歐元區成立後影響力大減，國內智庫亦要轉型，研究歐洲整體經濟。慕尼黑經濟研究所(IFO)所長辛恩早前大力反對歐洲央行推出量化寬鬆(QE)，成為反QE主要推手；近年希臘、葡萄牙及愛爾蘭等地遇上債務危機，德國智庫亦多次促請歐盟堅守財政原則，厲行緊縮政策。

菲斯特明年將取代辛恩出任IFO所長，他坦言不會模仿辛恩的成功，而是會走自己的路，希望IFO能在現時基礎上再建立成績。他認為歐央行未來要以歐洲全體利益作決策，不能只考慮德法等大國。談到德國經濟，他稱國家現時過於集中討論租務管制及最低工資等財富再分配措施，忽視催谷經濟增長，長遠可能令經濟出現暗湧。 

德國作家烏爾夫科特早前出版《Gekaufte Journalisten》(收買記者)一書，指稱美國政府利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美國猶太委員會及索羅斯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等智庫，招待德國記者，誘使他們製造親美輿論，影響德國政府政策，操縱德國政治。  (接下頁)

[NT:PAGE=$]

烏爾夫科特指出，美國情報機構自1950年代起，便設立並資助一批私人非牟利基金會，安插情報人員，影響德國未來精英階層，使他們傾向親美，必要時還能恐嚇他們，增加美國對德影響力。

他以GMF為例，稱他曾參與GMF舉辦的6周美國交流團，由GMF支付所有費用，他還被安排與特定美國人會面，雙方建立交情後，對方便向他提出各項要求。「最後我要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一些由中情局(CIA)及德國聯邦情報局特工撰寫的文章。」

烏爾夫科特又指，曾於1988年被派到伊拉克及伊朗邊境，採訪兩伊戰爭，親眼目睹當時獲美國支持的伊拉克，以毒氣攻擊伊朗平民。他如實報導事件，但回國後發現報導被壓在不顯眼位置，證明毒氣由德國製造的照片更被勒令收回。 

近年美國政府因共和、民主兩黨爭持不下，造成政治僵局，政策難以實行，使智庫在美國政治扮演更重要角色。在全球層面，部分弱勢政府未能迅速應對瞬息萬變的局勢和跨國議題，這就賦予智庫大展拳腳的空間。

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專家泰勒指出，智庫基本角色是擔當學術界及政府之間的橋樑，使學術研究成果可用於制訂政策。具體而言，智庫的功能包括提出新想法和新政策、集合專家和有識之士、作為交流意見平台、提供培訓、建立跨國政策網絡、與公眾溝通等等。智庫也研究潛在危機及辨認一些遭忽略的問題，再透過傳媒公佈研究結果。

政府難以獨力應對氣候暖化和互聯網監管等跨國議題，智庫可助一臂之力，分析各國情況，建議行動方案。以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為例，它結合大學的學術資源，以及與華爾街企業和商品市場的緊密關係，使它能在保持中立，超然於各方利益的情況下，研究能源問題。國際能源署(IEA)石油及市場部門主管阿爾夫稱，該中心擁有學術凝聚力，可擔當石油輸出國、消耗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及非成員國的論壇，比較各方政策和觀點，以制訂合適的能源政策。

智庫不一定要中立，但必須讓人知道立場和資金來源，不過有調查發現，英國很多智庫在資金來源上都非常不透明，著名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漆咸樓)的透明度得分，甚至比保加利亞名不見經傳的小智庫更低。

獲索羅斯旗下開放社會基金會資助的研究機構Transparify，專門調查全球智庫財政透明度，今年初公佈的年度調查便發現，英國及澳洲智庫財政透明度最低。Transparify表示，近年愈來愈多大型智庫提高財政透明度，反映它們對自身獨立性及研究質素有信心。

Transparify指出，除了漆咸樓，英國的經濟事務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所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IDEAS，都沒公開資金來源資料；澳洲20個智庫中，9個完全沒披露資金來源，令政策制訂者、記者及民眾懷疑智庫提出建議背後的動機。  (接下頁)

[NT:PAGE=$]

澳洲廣播公司報導指，不少人批評智庫只是政府公關機構，負責傳播誤導訊息，為掌權者利益代言。澳洲國際事務學院總監泰勒反駁，智庫不應如隱士般遺世獨立，必須在「獨立」及「健全」之間取得平衡，發揮影響力改善政府施政，才能算是運作健全的智庫。

泰勒分析稱，智庫必須與政府施政方針有關，並在適當時間以適當形式提交意見。它們要影響政策，便須考慮政府、媒體及社會意見，不可能完全獨立。

泰勒續稱，智庫還要確保其決定透明，令公眾得知詳情。他以部分亞洲國家的智庫為例，指它們隸屬於政府，以半獨立模式運作，知道政策方針及政客面對的壓力，知道令政府考慮並採取其建議的方法，使影響力大大提高，但同時研究免不了某程度限制或自我審查。這類智庫不應以獨立性為衡量標準，而是看其建議可否造福社會。 

《華盛頓郵報》指，未來智庫將面對新挑戰者、社交媒體、失獨立性、爭影響力以及政治僵局等諸多挑戰。

新挑戰者方面，隨?網絡興起，網民發起的請願活動或YouTube上一段名人講座影片，都有可能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足以左右決策。不過有學者認為，嚴謹學術研究始終是傳統智庫長處，只要能破除社會上的「雜音」，終會獲得認可。

社交媒體方面，智庫未來須借助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而非100頁厚的報告，以繼續發揮影響力。問題是，智庫利用twitter或電郵回應或發表意見時，容易失去原創性及學術性，甚至迷失方向。

失獨立性方面，大型機構減少資助智庫，迫使智庫向企業、個人及基金會尋求更多資金，代表捐款人可發揮影響力，決定智庫研究方向，令智庫失去獨立性。其中一個可行解決方法是尋求多方資助，防止某人或企業影響力過大。

爭影響力方面，每項成功政策背後，可能有近100人參與策劃，許多智庫均有權宣稱政府採取其建議。智庫可做的，是將目標定得愈來愈小，確保政策出自己手，不然便是提高智庫在社交網站的曝光率。

政治僵局方面，政治意識形態兩極化，加上選舉周期愈來愈短，令智庫聲音難以貫徹其中，無法制訂長遠政策，只可見步行步，制訂短期生效措施。

全球15大智庫

1.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

2.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3.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4.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5. 比利時布勒哲爾國際經濟研究所

6.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7. 美國蘭德公司

8.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9.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

10. 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11. 國際特赦組織

12. 國際透明組織

13.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14. 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

15. 德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