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區性銀行了解日本的高齡化與貨幣政策

撰文：David Stinson 孫維德

地區性銀行的命運，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人口結構、既有銀行轉型狀況的縮影。對台灣、南韓、中國這些高齡化國家來說，最重要的長期重點，是如何在社會高齡化的過程中確保能源自給，防止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貨幣估值。

在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與 Signature Bank 接連倒閉之後，全球投資者開始擔心聯準會（Fed）收緊升息循環。最可能受到波及的國家之一就是日本，因為它以大量儲蓄購買美國的固定收益工具。

這件事讓人對日本的貨幣政策思維留下了深刻印象。野村綜合研究所經濟學家、日本央行前審議委員木內登英，3 月對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表示，日本目前的負利率狀況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才會結束。

然而，日本的通膨率已突破 4%，是幾十年來的高點。此外，能源價格是其重要的驅動因素，也沒有下跌的跡象。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 OPEC + 輸出國，甚至還在今年 4 月初意外宣布石油減產。目前日本政府已經被迫要求家庭與企業在冬季節約能源，但汽油與暖氣油料補貼也即將在 5 月結束。日本的能源自給率在 2019 年僅有 12%，在 OECD 的 36 個國家中倒數第二，被迫重啟好幾座核電廠來彌補能源缺口。

在能源嚴重依賴進口的情況下，無論日圓走軟的風險多大，都比不過能源進口價格的問題。日圓疲軟的主因，似乎是全國一百多家地區性銀行，占日本銀行總貸款一半左右。一直被當成經濟停滯的罪魁禍首，但受到低廉的借款成本所保護，如今這條道路可能已經走到盡頭。

面對高齡化的創新

這方面的金融體系特徵，來自人口結構的長期影響。多年以來，許多地區性銀行所在的鄉村地區，都深陷高齡化與人口減少的困擾。2022 年日本已有一半以上的城市，被政府歸入全面或部分人口不足地區。

日本自從 2016 年實施殖利率控制，將 10 年期政府債券利率維持在 0% 上下之後，人們開始公開討論地區性銀行的財務弱點。據報導，日本金融廳在 2017 年已對該國長期獲利能力提出警訊，尤其是升息可能引爆的危機。會有這種困境，原因之一就是貸款過分依賴擔保品，這使資金容易流入既有的企業，而非新創產業。

在那之後，政府就更加要求創新與整合，還成為菅義偉在 2020 至 2021 年擔任首相時的行政重點之一。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不久，日本政府推出 30 億日圓的誘因刺激產業整合。同時取消了原本的反競爭條款，允許相同地區的銀行彼此合併。日本央行也為那些改善獲益能力，或決定整合的地區性銀行，提供更高的準備金利率。

銀行合併的成本可能很高，過時的資訊系統使問題更加嚴重。因此儘管政府的計畫符合整體數位轉型方向，卻因為客戶高齡化而往往停滯不前。

對此，日本政府放寬一部分的業務範圍限制，使銀行在地方創生中獲得更多主導性。它開放原本 50% 的持股上限，只要該地幾乎沒有其他投資者，政府就允許銀行完全擁有未上市公司。此外也鼓勵銀行開展諮詢服務，金融廳前廳長遠藤敏藏表示，「與其等著客戶來借錢，還不如自己去找客戶，提供擴大業務與營業額的諮詢服務。只要看看現實中的地方經濟，就知道這些企業並不知道如何擴張，它們需要協助。」

惠譽國際 2021 年指出，「在先進市場國家，銀行提供諮詢服務，是一種罕見的收入多角化方法。」

影響僅限於股價

但這些復甦曙光並沒有改善整體財政窘境。在長年的低利率政策下，日本國內的機會逐漸枯竭，地區性銀行開始累積海外資產。它們資產組合中的外國資產比例，從 2012 年的 10% 成長到 2022 年的 30%。身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這麼高的持有比例勢必影響美國市場。2020 年，日本在全球貸款抵押債券（CLOs）的持有比例已達 15%，因此明顯受到美國的利率政策與匯率波動影響。此外，日本也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

地區性銀行的這些海外資產，雖有強大的資本緩衝，目前卻仍有大約 4 兆日圓的未實現損失。而且政府在 COVID-19 疫情之後為中小企業提供的 23 兆日圓貸款利息擔保，如今也即將結束，使銀行腹背受敵。SVB 破產之後，東京證券交易所的銀行業指數在 3 天內下跌 16%。

金融廳審議官屋敷利紀認為地區性銀行的風險來自外部。他對路透社表示，「海外媒體似乎都在關注 SVB 破產會如何影響日本地區性銀行，但我要強調這兩者完全不同。」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升息會造成重大風險。

日本央行 3 月份的簡報大抵同意上述觀點，並以年度報告指出地區性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具有缺陷。

SVB 的擠兌來自幾項獨特因素，這些因素都不會發生在日本。SVB 的存戶異常集中，一旦擠兌速率就會過快，而且會超過存款理賠額的 25 萬美元上限。此外由於風險管理缺陷與監理缺失，SVB 沒有對沖手中持有的大量美國債券；相比之下，日本大多數銀行通常已將海外債券的匯率風險進行了對沖。

因此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當它們持有的債券與相關對沖合約到期，會發生什麼事情。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賽瑟（Brad Setser）與埃特拉（Alex Etra）指出，美元短期借貸成本上漲，使得 2022 年貨幣對沖成本大幅提升。因此日本已經大量縮減海外投資部位，甚至是與美國市場相關的部位。商業銀行在 2022 年間，將持有的外國債券從 8,500 億美元減少到 6,000 億美元以下。日本的淨國際投資部位（NIIP）更是從 2021 年 12 月的 3.57 兆美元，減少至 3.18 兆美元。

人口老化與新能源

這似乎顯示日本正在動用其外匯存底來購買能源。日本 2022 年的貿易逆差達到 1,552.7 億美元的高點，僅次於 1979 年，該年發生能源危機，而且規模與去年的投資狀況相似。這些投資與貿易趨勢可能都延續到了 2023 年，使央行收支相當拮据。因此，日本如今必須設法吸收回到國內的過剩流動性，如果這些資金再次流向海外投資目標，日圓可能進一步貶值。

但新任的央行總裁植田和男，並不認為通膨會長期維持下去。他在就職記者會上指出，貨幣政策常態化之所以步步為營，是因為零利率政策維持了數十年，改變時必須維持銀行的穩定。

地區性銀行的命運，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人口結構、既有銀行轉型狀況的縮影。對台灣、南韓、中國這些高齡化國家來說，最重要的長期重點，是如何在社會高齡化的過程中確保能源自給。能源價格上漲會對所有退休人士帶來衝擊，自給自足才能防止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該國貨幣估值。而且超高齡化的經濟體在面對外部動盪時，很可能無法及時反應。

目前的再生能源基礎建設，通常都離大城市很遠，而且可以自己運作。日本的地區性銀行如果開始進行綠色金融，就能同時解決能源轉型、地方創生、數位轉型的問題。當然在那之前，這些銀行得先撐過當下的巨變。（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來源：《台灣銀行家》1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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