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組金融監管機構具有潛在危機

撰文：Alicia Garcia Herrero 艾西亞

中國國家機構進行了一系列改組措施，變革中最重要的一項，應該是建立新的國家監管機構，負責監督金融業的所有領域。

中國在 3 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宣布了很多重要變化，除了習近平史無前例的第三次連任中國國家主席，還有經濟增速目標（5%）低於大多數分析師的預期，甚至低於 2022 年目標（5.5%），更重要的是，中國國家機構進行了一系列改組措施。這些制度變革中最重要的一項，應該是建立新的國家監管機構，負責監督金融業的所有領域。

新監管機構將從中國人民銀行接管金融消費者保護和對金融控股公司的日常監管職責，並接管此前中國證監會的投資者保護職責。

此次金融監管機構改組值得我們關注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中國的金融業規模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擁有約 60 兆美元的資產，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340% 左右。中國許多銀行在全球最大的系統性金融機構名單中名列前茅，這表明其與世界其他金融體系的聯繫日益密切。

處於一場醞釀的金融危機中？

中國的開發銀行和其他國家機構一直向海外提供大量貸款，主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此前貸款突然削減已經對新興國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高度依賴中國融資的國家感覺更加明顯，可以看出對於這些累積債務存量較高的經濟體來說，中國金融體系的任何問題都有可能加劇其後果。

其次，在監管和監督權更加集中的過程中，政府（國務院）和黨（習近平）將會在監督新機構中扮演的角色尚不明確，但削減行政權力並將之集中給黨的趨勢似乎是不變的。

另一方面，除了銀保監會解散外，有傳言稱，央行工作人員的薪酬可能會比重組前的水平有所削減。事實上，此次重組正值北京方面計畫將中央政府人員編制削減 5% 之際。減薪和裁員可能是為了騰出資金，為新重組的監管機構招聘合資格人員。

許多人認為，在中國經濟尚未從疫情的陰影和防疫政策留下的傷痕中復甦之際，建立一個新機構實在是太奢侈了，甚至有些草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上，集中的監管和監督機構往往是在系統性風險最高、可能需要進行金融體系重組的時候建立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處於一場正在醞釀的金融危機之中、需要迅速有效地加以應對。毫無疑問，矽谷銀行和瑞信的危機表示這不是沒有可能。

然而，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不僅來自於美國和歐洲銀行業危機的連鎖效應，也來自於國內因素。首先，即使在習近平於 2017 年宣布「討伐」影子銀行以後，中國的負債水平也一直在上升。日益複雜的金融部門、龐大的表外債務構成的系統性風險仍然普遍存在。

此外，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的違約也損害了中國的金融機構，更何況房地產業的困境尚未結束，國家放寬了開發商的貸款上限作為暫時性的緩衝，此前這個上限收緊導致部分開發商破產，2021 年資產規模排名全球前列的恆大地產首當其衝。

最後，地方政府需要承擔實施疫情動態清零政策的大部分費用，而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土地出讓收入卻直線下降。到 2022 年第三季度，中國所有省份都出現了財政赤字，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雖然中國經濟開放後會為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帶來一些改善，但整體上仍然脆弱。

監管和監督權力集中受關注

將監管和監督權力集中在一個小而靈活的高層機構，直接與國務院甚至習近平聯繫，應該會使協調變得更加容易，最重要的是，在潛在的財務困難時期會更加高效。這種監管結構的另一個關鍵優勢是，當計畫決定重組某個特定金融機構時，可以更容易地為其尋找融資。例如，中國在 2000 年代初期重組最大的銀行時，就是動用了外匯儲備作為其資本重組的資金池，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相當雄厚。如今，中國金融業的規模遠大於 20 年前，重組的成本必然也高得多。

總而言之，全國人大再次為中國和世界傳遞了重要消息。許多人關注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和政府制定的保守年度經濟增長目標，但鑑於中國金融業的規模和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都在成長，新的中央金融機構可能同樣重要――如果這個舉措確實是北京準備對金融部門進行重大清理的訊號。（本文作者為 Bruegel 資深研究員、法國外貿銀行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譯者為廖珮杏）

來源：《台灣銀行家》1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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