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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女工和董事長一樣也是人」!巴菲特最後一信:透析全球貧富不均 各國不平等加劇

鉅亨網新聞中心

在 2025 年 11 月,被譽為股神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波克夏・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執行長身份撰寫的最後一封公開信中,鄭重地提出一句話:「請記住,清潔女工和董事長一樣也是人。」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版《FT 中文網》經濟主編徐瑾認為,這句話雖是常識,但在全球化浪潮下,將貧富不均的嚴峻問題推向公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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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REUTERS/TPG)

新自由主義退潮與民意反撲

全球化景觀中,資本與富豪的興起,與社會思潮的巨大變遷緊密相關。在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盛行之後,金融危機以及隨後一系列的社會變化,使得大時代潮流開始轉向。自由與公正猶如天平兩端,當前社會的失衡引發了民眾對既有政治經濟格局的不滿。無論是哈佛教授桑德爾的《公正》公開課、席捲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乃至於看似政治光譜極端的「茶黨」(Tea Party)與川普主義,本質上都反映了民眾對佔據財富金字塔尖的 1% 人群的憤怒。

一些言論精英也開始呼應這一潮流。前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克里斯蒂婭 • 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在金融危機四年後出版《巨富》一書,指出世界正步入「雙生鍍金時代」:對於美國等國家而言,這是繼馬克 • 吐溫時代一百多年後的第二次鍍金時代;而對於中國等後發國家則是第一次鍍金時代。

數據揭示:資本的全球化與財富集中

新的鍍金時代的財富積累兼具技術與全球化特徵。儘管全球化並非零和博弈,但它確實造就了贏家和輸家。中國等後發國家在最近五十年內的高速趕超,一方面創造了數以億計的新中產階級,另一方面也使得競爭、成本與資本全球化,加劇了在競爭中落敗國家的失業困境。全球化在過去被視為西方左派的理想,如今卻近似右派的天堂,監管的放鬆讓資本所向披靡。

富豪們,特別是前 1% 的富人,並沒有在全球化中受損,他們的國家界限消失,形成了一個無國界的新階級,甚至在金融危機後,收入分配仍更多地傾向於他們。弗里蘭的觀察數據顯示,20 世紀 70 年代,前 1% 高收入者的收入佔全美總收入的 10%,而後來這一數據則接近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直追美國鍍金時代的歷史高峰。

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 • 賴希曾以直觀案例說明收入不均的現狀:在 2005 年,比爾 • 蓋茨和巴菲特兩人的身價合起來超過 900 億美元,幾乎趕上美國財富金字塔底部的 40% 人群的財富總額。瑞士信貸在《2017 年全球財富報告》中也印證了這一趨勢,指出全球最富 1% 群體擁有的財富首次超過全球總財富的一半。

儘管上述比例對比今天可能略有下降,但總體趨勢不變。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也波及了作為民主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新技術浪潮,尤其在矽谷網路新貴的刺激下,使得中產階級面臨失業威脅,以往以職業定義中產階級的時代正逐漸過去。弗里蘭甚至將其視為一個正在「挖空」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質疑巨富的強大經濟能力是否會使 21 世紀的資本主義退化為一個流動性停滯的精英(貴族)或裙帶資本主義。

結構性改變:從國家間到國家內的不平等加劇

歷史上的貧富差距曾在美國「爵士樂時代」(一戰後至大蕭條之間)達到頂峰,當時被評價為「一個揮金如土、充滿嘲諷的時代」。伴隨大蕭條和戰爭,主要國家的貧富差距曾一度縮小,城市中產階級崛起。然而,2000 年之後,歐美情況再度變化,經濟滯脹難以消退,而貧富差距開始拉升,在 2008 年後更為明顯。許多發達國家的工薪收入水平未能回到危機前,收入增長的大部分卻被少數金字塔人物拿走。

不平等已成為時代新熱點,政治經濟學隨之回歸,皮凱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風靡即是印證。不平等的代價是政治上的民粹主義興起,例如英國脫歐和美國川普的上台;經濟民粹主義則表現為主要國家公共債務比例的上升趨勢。

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 • 阿特金森的數據指出,在過去一百年中,前一階段的趨勢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拉大;但現在的趨勢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而國家間的不平等差距在縮小。這意味著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現出「U」形,而國家間的不平等水平則呈現出「∩」形。社會結構不再是穩定的「橄欖型」,更接近一個「S」形社會,中產階層萎縮,兩極膨脹,階層向上的通道縮小但未關閉,向下滑落的通道則敞開。

巴菲特的良心與公平的迴歸

身為富豪代表,巴菲特承認自己出生於 1930 年,得益於美國持續增長的時代,且是白人男性,認為自己得到的運氣遠超應得。他長期支持對富人徵收高稅以及倡導慈善,但在最新的信中也坦承目睹過無能古怪的慈善家進行「欠考慮的財富轉移」。

面對貧富差距,慈善只是應對的一個方面,更主要的仍是經濟手段。解決富人並非真正的方案,畢竟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可能恰恰是某位董事。克服貧富差距的關鍵在於經濟,讓社會重新回到「蛋糕越來越大」的預期中。

與此同時,「公平」必須重回公共政策中心。中國古人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當下或許應考慮對中產減稅,以及更平等地提供養老與醫療保險等基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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