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代價：AI、可負擔性、債務陷阱以及比特幣的意義

作者：Jordi Visser，華爾街資深分析師；編譯：Shaw，金色財經

可負擔性：當體系無法兌現承諾

可負擔性，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經濟與政治議題之一。在美國，以及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家庭正在質疑這套經濟體系能否兌現曾經許諾的繁榮。通膨、住房成本、利率、收入增長是大眾討論的焦點，但在我看來，可負擔性背後是更為底層的問題。

可負擔性，指一個人當下處境與其未來預期之間的關係，涵蓋收入、購買力、借貸成本、就業穩定性、職業上升空間以及財富積累能力。一代又一代人願意在財務上做出犧牲，是因為他們相信教育、勤奮工作、職業進階，最終能夠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但這份信念正不斷承壓。即便通膨回落，一個家庭依然可能買不起房；有的人薪資上漲，卻看到資產價格漲得更快；一名員工當下拿着高薪，卻開始懷疑傳統的企業晉升階梯在明天是否還會存在。

說到底，可負擔性代表參與經濟增長的資格。當人們不再相信這條上升通道，他們就會開始質疑經濟體系本身是否還能正常運轉。

由此，我們引出一套貨幣理論，早在AI重塑全球經濟之前，傑夫・布斯（Jeff Booth）就提出了這套觀點。

傑夫・布斯、比特幣，以及貨幣內核中的矛盾

傑夫・布斯在其 2020 年著作《明日的代價》中提出：技術創新天然具備通縮屬性。技術讓社會能用更少資源產出更多商品；隨著競爭擴散、生產率提升，商品與服務的成本會持續下行。

但我們現行金融體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邏輯之上。政府、企業和家庭背負了巨額名義債務；一旦大範圍通縮壓低收入與營收，債務還本付息就會變得愈發艱難。這就讓政策制定者有強烈動機，依靠信用擴張、財政支出、貨幣干預來維持名義增長。

布斯的核心洞見是：技術通縮帶來的紅利，會被一套依賴持續擴張的債務型貨幣體系扭曲。寬鬆貨幣政策托舉資產價格，利多已經持有資本的群體；而主要依靠勞動收入的普通家庭，卻很難追上資產漲價的節奏、積累同類資產。

比特幣正是在這個邏輯里登場。誕生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比特幣，構建了一套貨幣資產：在既定共識規則下，發行節奏預先確定，總量上限 2100 萬枚，供給不會因為政府融資需求而隨意增發。

在布斯看來，比特幣提供了一種貨幣備選方案，讓技術進步與貨幣稀缺性可以共存。它固定的發行節奏，和這套依靠貨幣彈性來消化債務的金融體系形成鮮明對照。

而我認為人工智慧（AI）正在放大布斯所指出的這組矛盾。2026 年 10 月發生的兩件事，分別展現了該問題的不同側面。

法國：當下的可負擔性

法國是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案例，它說明可負擔性問題已經延伸到經濟參與權與財富分配層面。

巴黎政治學院法國政治研究中心（Sciences Po CEVIPOF）2026 年 10 月的調研顯示：45% 的法國受訪者將通膨與購買力視作重大關切。財富分層帶來的差異更值得關註：沒有資產的受訪者里，58% 擔憂生活開支；而資產超過 30 萬歐元的群體，這一比例僅為 33%。

身處同一個經濟體，家庭的體驗天差地別，核心分界線在於是否持有生產性資產、還是單純依靠勞動收入。持有資產，才能分享財富創造；沒有資產的人，則需要拚命攢錢，去追趕持續上漲的資產價格。

法國同樣體現了政府應對的困境。2026 年第二季，公共債務 / GDP 達到 119%，政策制定者背負沉重的還本付息壓力，而民眾又要求緩解生活成本壓力。

這就是當下的可負擔性難題。而AI疊加了新變量：依靠勞動收入積累財富這條傳統路徑，未來將變得更加不可預測。

微軟的案例，或許提前展示了這種未來。

微軟：未來的可負擔性

10 月 26 日，微軟宣布推出自願離職方案，覆蓋約 6 萬名員工，占到全球員工總數的 27%。最值得留意的是，發布該消息時公司亮眼的經營表現。

微軟 2026 財年營收約 3320 億美元，年增率增長 18%；營業利潤上漲 21%，Azure 雲收入增長 41%。公司在大舉投入 AI 基礎設施的同時，業績實現高速增長。

該方案不代表這 6 萬人一定會離職，最終實際參與人數大機率會低很多。但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假設情景，直觀看到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經濟關係可能發生怎樣劇烈的轉變。

2006 年，微軟約 7.1 萬名員工，營收 440 億美元；到 2026 年，員工規模增長至 22.3 萬人，營收達到 3320 億美元。

我們假設：這 6 萬名符合條件的員工全部離職，且公司不再招人補位。微軟員工規模將降至約 16.3 萬人，回到 2020 年的水平。按照我們的測算假設，2027 財年營收達到 3910 億美元，意味著它用和 2020 年差不多的員工數量，創造接近三倍於 2020 年的營收。

若以 2006 年為基期編制指數，營收增速與雇員規模增速之間的分化會顯得尤為突出。

人均營收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2006 年，微軟每名員工創造約 62.5 萬美元營收；到 2026 年，該數值增長至近 150 萬美元；在 2027 年的假設情景下，人均營收將接近 240 萬美元。

人均營收不只受勞動生產率影響，定價策略、外包、併購以及業務結構都會對其產生作用。儘管如此，這些數字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潛在轉變：企業或將越來越多地實現營收增長，而無需年增率例擴大員工規模。

AI 讓生產性資本能夠承接越來越多原本依賴人類智力完成的任務。算力、軟體與智能自治代理正逐步補充甚至替代一部分勞動力，有可能重塑就業和企業增長之間的關係。

對於股東而言，這會帶來極高的經營槓桿；而對於勞動者，它拋出了一系列問題：未來收入、職業晉升，以及能否分享新增財富。

當資本高歌猛進，勞動力需要托底

歷史上，大規模裁員往往伴隨企業經營走弱：營收下滑、盈利惡化、投資放緩、失業率走高。隨著經濟需求萎縮，政府會通過失業金、財政補貼與貨幣寬鬆進行應對。

AI 催生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周期：企業營收抬升、利潤擴張、生產率改善，同時降低對人力的依賴。資本所有者收穫更高回報，而崗位被替代的勞動者，則需要時間與扶持來完成轉型。

其影響不止於短期失業。如果企業組織架構持續精簡、自動化程度提升，員工會開始懷疑自己未來的收入上限。長期以來，正是對職業上升的預期，讓家庭願意借貸、購房、做出長期財務承諾。

因此，即便企業盈利整體極為強勁，政府依然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為勞動者提供支持。再培訓、失業救助、醫療保障以及大範圍收入轉移支付，在這場轉型中將愈發關鍵。

以往經濟周期里，政府幫扶勞動者，往往是因為資本端陷入困境；而在 AI 周期中，政府之所以要扶持勞動力，恰恰是因為資本正在持續獲利。

這帶來一個特殊的宏觀難題：私營部門投資維持高景氣，與此同時政府新增大量社會福利支出。

政府要為這場轉型買單，企業卻在激烈爭奪資本，以此加快 AI 布局。

富裕供給背後的成本

我把人工智慧稱作 「思維層面的量化寬鬆（QE for the Mind）」，因為它擴大了智力這種生產要素的供給。科研、軟體開發、數據分析，以及複雜度持續提升的業務流程，都能用更少資源、更短時間完成。

長期來看，這理應帶來巨大的生產率紅利。但支撐 AI 運轉的實體基礎設施極度資本密集：晶片、數據中心、電力、變壓器、網路設備、冷卻系統、土建工程，全都需要巨額投入。

由此誕生一組重要悖論：AI 產出的智力服務具備通縮屬性，但大規模落地 AI，又會因為對資本與實物資源的巨量需求，催生通膨壓力。

企業爭相融資、搶奪稀缺資源，這輪投資熱潮會推高實質利率；同時，更高的生產率預期帶來更多優質投資機會，也會抬升均衡實質利率。

這些壓力並非必然發生，但意義重大 —— 各國政府本就背負高額赤字。AI 投資周期到來時，恰恰也是主權借款人需要低成本融資的階段，資本需求會進一步升溫。

對於 AI 投資回報率極高的企業，融資成本上行尚可承受；但對於背負房貸壓力的家庭、以及身負巨額債務的政府，同樣的利率環境會變得極具挑戰。

可負擔性危機，就此演變為主權融資難題。

2027 年的衝突：主權債務與財政主導風險

美國邁入 AI 革命之時，已經背負沉重財政義務。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2026 年 2 月的預測顯示，2026 財年聯邦赤字約 1.9 兆美元，到 2036 年將升至 3.1 兆美元；同期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 GDP 比重將從 101% 攀升至 120%。

設想 2027 年的一種情景：企業利潤持續擴張，AI 資本投資熱度不減，勞動力市場受到衝擊，倒逼政府加大救助力度。

企業可以較快調整用工計劃與資本配置；而在整個轉型期內，政府必須持續償還存量債務、兌現福利、醫療及各類社會承諾。

收入從勞動力向資本轉移，還會給政府稅收帶來潛在擾動：工資稅直接綁定勞動收入，而企業利潤、資本利得、折舊抵扣，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機制與兌現時點完全不同。

生產率的持續提升最終有望改善財政可持續性。但在生產率紅利轉化為稅收之前，政府需要先行出資，承擔社會轉型成本。

於是一種特殊組合有可能出現：經濟高增、企業利潤上行、資本需求旺盛、一部分勞動收入承壓、主權融資需求持續擴張。

經濟擴張階段，政府卻遭遇可負擔性危機；私人資本需求旺盛，使得利率維持高位。

如果市場化融資成本高到在政治或財政層面難以維繫，要求政策干預的呼聲就會變強。

歷史上，多國政府與央行曾干預主權債市場，壓低融資成本。二戰期間，聯準會設置美債殖利率上限，保障政府融資，這套機制最終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產生衝突。

未來的應對手段可能包括：購債、流動性工具、調整發債結構、監管激勵，或是更直接的殖利率壓制。這些選項取決於經濟環境與政策抉擇，干預並非必然發生。

但其底層風險是財政主導：政府融資需求不斷約束貨幣政策空間。

而這，又把話題帶回比特幣。

比特幣為何愈發重要

傑夫・布斯的核心觀點是：技術創新創造豐裕供給，而債務本位的貨幣體系難以消化隨之而來的通縮壓力。當政府融資壓力陡增之際，AI或將進一步放大這一矛盾。

如果 AI 投資持續推高資本需求，同時民生可負擔性問題要求加大財政支出，政府最終會有更強的動機壓制公債殖利率。

不同貨幣體系之間的差異，屆時將變得至關重要。

比特幣的發行機制不會隨政府借貸需求而調整。它為投資者提供了一類資產：其貨幣規則獨立於主權債務融資所依託的各項政策。

比特幣波動依舊劇烈，對流動性、利率、槓桿高度敏感；金融承壓時，幣價可能大幅回撤。但當投資者開始質疑現有財政與貨幣框架能否持續，它的長期貨幣價值主張就顯得尤為重要。

它和 AI 還有第二層關聯：隨著自治代理與數字金融系統發展，穩定幣會更多承擔交易流轉功能，可編程公鏈作為結算底層；比特幣則走向另一個定位 —— 稀缺、原生數字儲備與抵押資產。

這些可能性，把比特幣的貨幣屬性和這場宏大的經濟變革緊緊綁定在一起。

當債務體系難以在市場化利率下持續融資，一套發行規則獨立於該體系之外的資產，價值就會凸顯。

富裕的代價

AI有望帶來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一輪生產率提升浪潮。智力服務成本走低，企業商業模式迭代，整個經濟體的生產邊界持續拓寬。

但這場轉型，拋出一個根本問題：普通人該如何分享這份繁榮？

法國的案例展示，財富存量不同的家庭，當下的可負擔性已經天差地別；微軟的案例說明，AI 會越來越讓企業增長，和過去綁定的勞動收入脫鈎。

企業加速布局資本密集型的 AI，政府則承壓，需要守住普通家庭的發展機會。即便是經濟擴張周期、私人投資旺盛、實質利率居高不下，這類社會托底支出也必不可少。

核心矛盾在於時間錯配：企業可以按季度重構生產方式，勞動者卻可能耗費數年去重塑技能、轉換賽道。在勞動力、收入與資本的關係被改寫的全過程中，政府仍要兌現原有財政承諾。

傑夫・布斯早已洞察：技術帶來的豐裕，和依賴債務的貨幣體系之間，存在深層張力。2027 年，AI 或將讓這組矛盾徹底顯性化。

如果主權融資與民生壓力最終倒逼政府加大貨幣干預，比特幣這套獨立的發行規則，意義會愈發突出。

AI 最大的悖論在於：經濟生產率或許飛速上行，但普通人通往繁榮的傳統路徑，卻不再可靠。

所謂可負擔性，是身處當下經濟之中，依然有信心把握未來機會。AI 時代的挑戰，就是守住這份信心 —— 資本的生產效率越來越高，而勞動力要適應全新的經濟秩序。

倘若這套債務本位金融體系，必須依靠更多政策干預才能完成轉型，比特幣的價值就會進一步凸顯：它的貨幣規則，不受這些政策抉擇左右。

來源：金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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