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剛建議人行廢存準制 訂政策目標利率 引進存保制度

 
任志剛期望，今年內可見到所提到的建議，能有少許進展。
圖片來源：香港文匯報

於去年11月在京召開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此，前金管局總裁、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出研究員任志剛發表研究文章建議，包括人行取消貨幣供應量目標，逐步淘汰存款準備金制度，取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制定短期政策目標利率，並採取動態的公開市場操作引導同業市場利率趨近於政策目標利率，在小額短期存款利率市場化同時引進存款保險制度協調。

香港《文匯報》報導，任志剛期望，今年內可見到所提到的建議，能有少許進展。他在文章中指出，雖然央行有必要適當干預本地貨幣市場，但人行仍有相當大的空間退出人民幣市場轉而專注於調控基礎貨幣供應或者價格，讓金融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控制基礎貨幣的供應，並通過存款準備金制度實現貨幣供應量目標，已不再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實施手段。人行應取消貨幣供應量目標，重點控制基礎貨幣的價格，通過調控基礎貨幣價格影響經濟體中貨幣的各種價格。這一變化將使得存款準備金制度冗餘，為逐步淘汰存款準備金制度提供好機會。

他進一步解釋指出，存款準備金實際上是對銀行系統的一項徵稅，最終取消了會顯著提高銀行體系配置資金的效率。存款準備金制度對銀行帶來很高成本，現時準備金率訂於兩成水平，等於在人行鎖定20兆人民幣資金，銀行成本達4000億元人民幣，左右市場資源配置。

與此同時，人行應退出它厘定銀行與其客戶間利率的角色。尤其是人行應立即取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人行也應該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循序漸進地，先大額存款後小額存款，先長期存款後短期存款，容許金融機構根據存款額度自主決定利率。讓小額短期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時機應該與引進存款保險制度協調。

他並建議，人行應制定一個短期政策目標利率，並採取動態的公開市場操作引導同業市場利率趨近於政策目標利率。舉例來說，當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高於同期的政策目標利率時，人行可以進行逆回購操作投放所需的基礎貨幣以保持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接近目標利率。這將產生一個更穩定的利率環境，以促進資金的有效配置。

他進一步指，目前所有其他由央行決定的利率，包括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及法定準備金利率和超額準備金利率，最終都應該廢除。

當然，部分需視乎廢除準備金制度的進度。 對於以最後貸款人貸款的形式進行的特別流動性援助，例如常備借貸便利，其利息可以用下述兩種方法決定：分別為在貨幣政策目標利率的基礎上加上預先設定的溢價；審慎考慮借款人的具體情況，由央行進行相應的調整，並嚴格保密。

另外，他直言，目前內地缺少了一個關鍵性貨幣政策利率，能像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一樣。現時，較為顯著的貨幣政策利率是央行的7天期和14天期逆回購(流動性投放)利率，這兩項利率正處於4.1%和4.3%的水平，但非人行政策目標利率。因此，人行應對基礎貨幣制定出一個政策基準利率，結合每日有彈性地進行的公開市場操作，調節流動性的供應以滿足需求，令SHIBOR在政策目標利率水平上穩定下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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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表示， 當前人民幣匯率單日浮動幅度應逐步擴大從而促進外匯市場的價格發現。在適當的時候，單日浮動幅度以及每天由市場提供的外匯定價機制都應予以取消。同時，中國內地擁有經濟總量及貨幣儲備等指標，達到全球前列位置，在國際貨幣市場上該有話語權。

任志剛稱，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匯市場，內地應該在外匯管理機制支持下推進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同時，為了保證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穩定性，有關當局在必要時應該保留限制兌換的各種權力。完全不受約束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是風險很大的。

他進一步解釋指出，在可兌換模式下，外匯供應與需求反映經濟的主要供求狀況。相應地，應該允許外匯市場在比現在更大的範圍內發揮其基本功能，準確發現價格（匯率）和在國際層面有效配置資金，從而最大化整個經濟體的利益。這將更迅速地消除「雙順差」，遏止累積以人民幣計算不斷減值的國際資產。

他認為，國家外匯管理局應該更積極地退出外匯干預活動，最終只在必要時候採取相應措施消除強烈和具破環性的匯率波動，以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當前人民幣匯率單日浮動幅度應逐步擴大從而促進外匯市場的價格發現。在適當的時候，單日浮動幅度以及每天由市場提供的外匯定價機制都應予以取消。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應加速，為了更好地管理大量（甚至可能已經過量的）外匯儲備所招致的外匯風險和信貸風險，更應該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據國際經驗來看，他相信，內地能否依靠外匯市場在國際層面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並消除國際收支不平衡，這個問題的答案充滿不確定性。相反地，在國際資金自由流動的環境下，外匯市場的能量是足以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金融動盪，甚至令金融系統崩潰。

目前內地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簡稱RRR)高達20%，有學者將之稱為「殭屍貨幣」，意味著大量基礎貨幣被央行強制關進了「禁閉室」，有關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的呼聲早已有之。在西方國家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或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趨勢下，內地金融專家認為，中國尚不具備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四大條件。未來隨貨幣政策目標的專家，待條件具備後，中國則應及時進行調整或取消。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表示，如今西方國家金融市場發達、貨幣市場工具豐富，他們多不再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近年來呈現降低或取消存款準備金率的趨勢。但中國央行的宏觀金融調控機制還不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仍是一項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同時也是影響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全球131個主要國家中，存款準備金率為零的有9個，0%-5%的有46個，6%-15%的有61個，高於15%的有15個。目前美國的平均準備金率水平大約在3%，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將準備金率降為零，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丹麥和瑞典等國已經取消了準備金制度。

中國銀行公司金融部張友先指出，根據國際經驗，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一般至少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外部經濟失衡問題明顯好轉，國際收支基本達到平衡，公開市場操作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二是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得到明顯緩解；三是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存款準備金擔負的金融穩定功能下降；四是形成能反映市場基本供求狀況的基準利率，經濟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提高，形成以利率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等等。

張友先認為，中國當前貨幣政策目標是貨幣供應量，隨著金融體系逐步完善和成熟，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貨幣政策目標可能逐步淡化貨幣供應量目標，逐步調整為以控制通貨膨脹或者最大限度就業和穩定物價為目標。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必將引起貨幣政策工具由存款準備金率轉變成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在上述這些條件逐步具備後，中國應及時調整存款準備金制度，使之適應變化了的經濟金融環境。

中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始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1984年。1994年以前僅發揮了為中央銀行籌集資金、進行信貸結構調整作用；1994年後，外匯佔款逐步取代再貸款成為內地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存款準備金信貸結構調整功能削弱，繼而轉向調控貨幣功能。

2006年後，央行開始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政策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合理調控貨幣信貸總量，2011年甚至每月調整一次準備金率，最高時大型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達到21.5%。至此，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演變成為貨幣當局對沖流動性和進行貨幣信貸控制的常規性手段。隨後，2012年央行曾兩次下調準備金率，去年則未進行調整，但準備金率仍維持在20%的高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