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改革應以市場為主導 避免行政干預

　　和訊保險（和訊放心保）訊息 由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辦的“2014年第十一屆北大賽瑟（ccissr）論壇”於4月18日在北京大學隆重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思考與路徑選擇”。會中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立群以“中國改革和增長的雙重挑戰——走出認識的誤區”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認為改革制度建設，要解決行政審批制度問題，以保證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防止行政干預。

現場圖文：中金公司董事長金立群發表主題演講

　　以下是金立群的發言實錄：

　　大家早上好！非常榮幸參加這次北大賽瑟論壇。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到了一個拐點，一提拐點，人們就想到路易斯拐點，其實中國經濟更大的拐點是改革和發展，在此以前，基本上改革和發展是同方向的，在這個階段是逆方向的，分開的，一個往這邊走，一個往那邊走，我們國家多重目標，這些目標都非常好，但是要實現這些目標，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會抵消，這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

　　從長期來看，改革和增長是同一個方向的兩個思量，互為因果，互為促進，但我們要怎么來過好這個關？首先中國幾十年來以增長為主要目標，增長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正能量，正效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回顧從78年改革，改革是原動力，從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到城市改革，這些都是增長的源泉。中國在下一輪的關鍵仍然是增長和改革，但是所采取的手段會不一樣。改革是手段，增長是目標，本身並不矛盾，但是手段只是達到目標的途徑，途徑是可以不同的。目標也有短期、中期、長期之分，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內，發生這樣的偏差是不奇怪的，問題是我們不要在這些重要的概念理論里面走入誤區。這是我的感覺，不一定對，我感到我們對經濟增長的擔憂，對經濟增長減速的擔憂超過了對改革進程緩慢的擔憂。我們從心理上講，最擔心的還是gdp，還是增長乏力，對改革的進程的擔憂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

　　我們更多的關注經濟，群眾關心gdp，gdp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級政府官員密切注意，即使中央不以gdp作為衡量干部的唯一指標，但是他們不放心。改革沒有數字來衡量，也沒有嚴格的時間表，成熟的時候就可以做了，在適當的時候，中國有很多語言都可以來用。這就是改革的迫切性，就沒有gdp增長的迫切性那么大。

　　另外一個方面來講，中國改革的具體方案的推出和具體政策的實施，基本上都是由主管部門來做的。周主席我不是恭維您，您作為監管，要拿出來改革方案，這是要有勇氣的。我們經常說醫生怎么能給自己看病呢？醫生不是不可以給自己看病，要看是什么病，內科就比較容易，外科就比較麻煩，給自己動手術比較麻煩，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行，但是五臟六腑就比較麻煩了，在自己身上做手術非常難。理發重不重要？當然很重要，理發技術含量並不高，但是執行難度很大。

　　同理，我們有很多改革其實技術含量並不高，就是執行起來非常難。我就感到我們現在能不能有這樣一種補充，除了監管部門、政府機關對自己進行必要的改革，動手術以外，能不能還有另外一種力量，促使他們來做這個事。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大家都是一片贊揚，無論中外。但是改革方案越是宏大，執行的難度越大。需要有另外一種力量，如果這個部門不改革不推動，但我有另外一種力量，一定要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的力量來推。

　　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運行的情況，我們不能否認，深深受制於國際經濟運行的情況，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我們自身的發展規律，其中包括一些發展基本的基礎和人口因素、經濟結構等等。從國際形勢來看，美歐不會有太大的起色，但是回升的趨勢還是穩定的，希臘重拾信心，對整個歐元區是利好訊息，這些趨勢在短期內不會有突發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感到寬慰。但是我擔心的，正因為國際形勢可能企穩，我們擔憂出口受影響減輕了，這種減輕就會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增速減速是必然的，但是不能籠統的講減速，今年的gdp要達到7.5%，跟十年前7.5%不是一回事，跟去年的7.5%也不是一回事，猶如美國的經濟如果達到3%，它的絕對量和我們7.5%是大體相當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質量的因素，比我們7.5%還要小。我們老是講gdp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誤區，簡單的講，中國的經濟從8%下降到7.5%，這么講是不全面的。李克強總理在兩會答記者問時提到，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7.5%左右，這個gdp必須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居民收入有增長，我們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提高質量效益，節能環保的gdp。最近李總理在博鰲會議回答問題，他說把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的區間，是中國當前宏觀調控基本要求，也是中長期的政策取向，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7.5%左右，左右就有上下的幅度，無論追求高一點，低一點，只要能夠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不出現較大的波動，都是合理的區間。總理講的非常重要，至少要讓我們走出gdp的崇拜，更多來考慮質量，考慮就業。現在中國政府不因為經濟一時波動，而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

　　減速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對金融危機實行了規模巨大的刺激政策的回調，從原定的4萬億刺激規劃到執行的時候七萬億、八萬億、九萬億，期間產生了很多經濟的虛增，去掉泡沫，才能真正看到實際水平。原來虛增，怎么說降下來了？是實現了原來應該達到的目標，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何來看待我們增速的下降？如果我們這么算的話，你就感到我們不是在下降，而是在穩步的往前

　　從今年趨勢來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還是受制於短期庫存的周期以及長期潛在增長率因素的要求。未來一個時期，國內經濟下行壓力還是很大，所以我想這個趨勢可能暫時不會改變。我這里還要強調一點就是人口因素，最近對人口政策做了一個調整，我在三四年前就講，如果我們對人口政策不做調整，所犯的錯誤的嚴重程度就像當年不實行計劃生育的嚴重程度一樣。現在決定我們中國人口增長的取向不是計劃生育，是經濟因素，農村多生的多生，你再放開他也會多生，城市你現在放寬了，對生第二胎還很糾結。所以我們客觀的講，決定中國人口增長的因素不是計劃生育，主要是經濟，如果你想通了這條，我認為人口，對我們中國經濟增長長期是很重要的因素。

　　從投資方面來講，依靠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如果不是走到了盡頭，至少可挖潛力日益減弱。基礎設施投資必須依靠服務業的發展，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你修一條路，如果這條路兩岸的經濟不能起來，這條路是沒有用的。我想我們投資投什么？高新產業，新興產業都對，但是也不要盲從。比如太陽能、光伏、風力也認為是新興產業，但是現在都遇到很大的問題。真正要投入一些能解決問題的，比如我們中國每年現在燃煤36億噸，占整個能源的75%，天然氣最多只能解決4億噸，能不能讓我們的能源消耗降下來，這種投資是可以的。

　　從需求方面來看，現在需求不振，今年一季度的消費非常弱，關鍵是消費和供給不匹配。住房和汽車限購，帶來相關產業的消費下降，醫療衛生保健需求旺盛，服務又跟不上，我們需求和供給是不匹配的。供給是對需求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先提供供給，他才會有需求。不要簡單的說，擔心投資又下降了，我認為這是正常的。所以中央決定不采取短期內的刺激經濟政策是非常英明的，現在經濟增速下降，正是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問題的結果，是正面的，對此要有一定的容忍度。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保增長，促就業是重要的政治目標，但是多年來我們的政策著眼於安排就業，為了解決就業，千方百計設法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犧牲長期可持續發展，以解決短期的問題，這種增速來解決就業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經濟增長和就業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有些行業的發展並不會帶來很多就業機會。再說就業機會也不一定是適銷對路的，在就業難的情況下，同時存在著招工難的問題，求職無門同時並存，所以我們應該要看到，通過設定經濟增長的目標，理所當然的認為解決就業，這是不對的。一般發達國家不設定經濟增長的目標，你致力創造就業機會，通過就業機會的創造，自然帶動生產力，這問題就解決了。大學生就業難，希望大家找到好供求，不行到我們那兒試試。

　　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明確指出，要使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改革的關鍵，但是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誰給市場這樣的權力和賦予他這樣的作用？市場不是哪個人創造出來的，市場是自然形成的。在形成的過程當中，自然會有雜草叢生的現象，有時候亂象叢生，政府管理市場的初衷就是要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控制市場的混亂，這是計劃經濟的由來。但是幾十年計劃經濟的結果是什么？政府嚴格控制了市場，導致發育不良，就好像是纏的小腳，這個小腳是畸形的，萎縮的，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沒有生命力的。

　　我認為改革制度建設是重要的，制度建設中就是要解決行政審批制度，保證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就需要有健全的制度，防止行政干預。這種干預的結果，往往使得市場參與者更加不理性，稍一放松，反彈，無數事情說明了政府這種本能。政府不愿意讓市場自行調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行政干預見效快，立竿見影，自我糾正速度慢。但是我們知道每一輪行政干預造成的後遺症，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去消除，其中有很多經濟手段都是現成的，都很有效。但是後遺症小，就像我們中醫，有些問題完全用中醫來治。

　　我認為采取經濟手段來應對投資者和消費者兩方面的非理性的行為，有利於引導良性的競爭，使市場參與者的理性取代沖動，以謹慎取代盲目。制度建設就是要在法制的基礎上，界定政府的行為，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不恰當干預市場的法律保障。審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給腐敗造成了溫床，我們今天的產能過剩，沒有批條，銀行不會給你貸款，拿了批條，理直氣壯向銀行要錢，這是國家單位批的，出了事，我責任也小，我認為改革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要建立完整的運行制度，減少行政干預。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