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經濟困境主要是外部原因 建議出台適度積極財政政策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林毅夫(資料圖)

和訊網消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林毅夫今日在「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其以金磚國家、新加坡、韓國等例子分析稱，部分國家並沒有中國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但同樣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甚至下滑幅度比中國還大，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由於經濟危機引起的需求不足。林毅夫建議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以提供需求。他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加大對「補短板」產業的投資，例如高端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等等。在林毅夫看來，適度的投資可以使得擴大需求，使得企業增加利潤，降低槓杆。

以下為演講實錄：

林毅夫：老師們，同學們，企業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在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來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和挑戰。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就是怎麼去理解從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也是從1979年以來第一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下滑，而且下滑的壓力還繼續存在。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7%。這樣一個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的情況，引起了國內國際上的高度關注。中國人都講「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關心中國的經濟前途很關鍵的是要去了解為什麼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基本原因在於外部性、周期性

現在國內跟國外的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的下滑是自己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這只是一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但是改革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干預。增長模式是說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產能太大要去產能，庫存太多要去庫存，企業的槓杆率太高要降槓杆，企業的經營成本太多，要降成本，還有不少其他事項。

這些問題都存在是個事實，也確實會對中國經濟的效率等方面產生影響，但這個是不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呢？我個人倒認為不見得。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們放眼世界，就會發現這個看法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跟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同一個時期里的經濟表現。

中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是負3.8%。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要大。俄羅斯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負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3%，2015年的時候增長是7.6%，7.6%當然比我們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跟我們是一樣的。跟我們的表現一樣，說明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周期性的。

最能證明我的觀點的是亞洲那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新加坡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長是5.92%，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增長速度只剩下2.6%，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厲害。他們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是周期性的。

那實際上再想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復。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是3%點多，到現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國好一點，也不過是2.7%，而且是在高失業的狀況。美國統計失業率是5%，但它勞動參與率仍少了三個百分點。發達國家的家庭在過去這八年時間里面，基本沒增長，而且大家知道美國、歐洲的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要增加儲蓄，所以消費增長非常慢，導致需求非常少。

我們知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GDP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現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影響我們的出口，也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影響像東亞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較大的經濟體的出口，這是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發達國家將陷入日本式長達十五年的增長放緩

第二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出現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2008年11月底，20國首腦的第一次峰會上大家決議，回去以後采取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資，來啟動經濟。但是這些投資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復蘇，在這種狀況之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那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我們國內是這樣的，其他國家經濟體跟我們也是一樣的。

國民經濟增長由三個組成部分，一個是出口增長、一個是消費增長，從消費增長率來講，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們就業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高。比如像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但是家庭社會增長是7.5%，維持我們消費增長在8%左右，這也就是說我們還能維持6.9%，7%左右的增長的原因，其他國家的家庭、就業情況沒有我們好，家庭收入沒有我們好，那家庭消費增長更慢，經濟下滑的幅度就比我們快。

我想我實事求是講，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對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的。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長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因為在政治的考慮之下，他們的結構性改革沒有辦法推行下去。

建議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以提供需求

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從外需那一部分確實是不可樂觀的。那麼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是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我們應該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而且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是相輔相成的。現在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那補短板是什麼？就是我們經濟當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的產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說2015年單單進口的機械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的。我們當然要往高端產業去升級，這就要靠投資推動需求。還有基礎設施建設，6月份的下幾場大雨，很多城市淹水、環境惡化，這都需要投資去解決。還有城鎮化，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務就需要投資，而且投資經濟回報率跟社會回報率不高，投資需要錢，我們資金的狀況相對也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資，都是有資產，我們的負債是很低的。其他國家政府負債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們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好一點，可以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還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要進口產品，我們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這些有利的條件做好了以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那就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費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要義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就會容易做。如果我們維持合理的投資的增長，這些去產能部門需求的增長，過剩產能就少了，去產能就容易。

然後再來講去槓杆，現在槓杆最高的行業是哪些？也都是這些建材行業，如果我們投資需求，如果有增長，然後這些建材的價格稍微往上揚，那麼這些建材行業有利潤存在，那它槓杆率就會下降。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跟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住房需求就會增加，產能過剩就會容易來做。所以這種從補短板開始的投資，本身其實也是去產能去槓杆的投資。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較好，那每一個家庭對住房的需求就會增長，所以住房的庫存就會被消化掉。

展望未來，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把當前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後對症下藥，這樣不僅能夠維持我們經濟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長，並且在這個增長的過程當中，它本身就是調整結構改革的要義，那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同樣的得到提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