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Anthropic 的創始人 Dario Amodei，流傳著兩種說法，互相矛盾，又都說得通。

一種說法是，他是這個時代最清醒的守夜人。全世界都在往超級智能的懸崖上踩油門，只有他肯站在路邊，一邊一邊喊，前面是深淵。

另一種說法是，他是矽谷野心最大的人之一。他領著全世界最強的 AI 公司，日夜趕工，把所有人警告過的那個未來，一點一點，親手造出來。

一個人，真的可以同時把這兩件事都幹了。

他給那個設想中的那個世界取了個名字，「數據中心裡的天才之國」。那個國度裡有五千萬個天才，不睡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思考的速度是普通人的幾十倍，還能複製出無數個和自己一樣的天才。這個國家沒有土地，沒有邊界，它處在一排一排的數據中心裡。

2026 年 1 月，他把這個想像寫進一篇長文，題目叫《技術的青春期》。

然後他又往前推演了一步。要是有一天，這五千萬名天才不聽人類的話了，會怎麼樣？

再往後的畫面就危險起來了。生物武器、大規模失業、獨裁、戰爭，他一樣一樣往下數。數到最後，說，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可在同一篇文章裡，他還寫著：「AI 已經在替 Anthropic 寫大量程式碼，幫著把下一代模型更快地做出來。」

一邊警告，一邊加速。他不覺得這中間有什麼矛盾。

這就是全部問題的起點，不是他壞，是他真的不覺得。

當然，他有他的解釋。Anthropic 停下來，OpenAI 不停，Google 不停，別的國家的公司也不會停。沒有誰肯第一個鬆手，最先停下的那一個，多半什麼也攔不住，只是把果子讓給別人。

這套說辭翻譯過來就是，既然大家都在搶，那就讓「我」來搶第一。既然誰也停不下來，那就讓「我」來決定什麼時候停。

這樣一來，超級智能該不該造，反倒不那麼要緊了。照他的判斷，它遲早會被造出來。真正要緊的，是誰先把它造出來，以及到了那一天，誰有資格握住方向盤。

來不及

Dario Amodei 1983 年出生在舊金山，1983 年。父親是義大利托斯卡納人，一輩子做皮具生意；母親是芝加哥的猶太裔，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的規劃和建設，她出過一份力。

他從小就喜歡數學和物理。1990 年代末，灣區互聯網泡沫，公司一家接一家往外冒，年輕人寫網站、找投資，盤算上市那天能套現多少錢。這些故事沒能打動他。很多年後他說，自己當時要找的是「基礎科學真理」，他只想弄明白，世界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他對所謂「重要問題」，很早就有一份近乎固執的認真。只要認準一件事足夠重要，他就想不通，人怎麼還能若無其事地慢下來。

2003 年，美國要打伊拉克，他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校園裡反戰的人不少。聊天時，有人說著憂心忡忡的話；第二天，大家照舊上課。他在學生報上寫了篇文章批評同學，說要是真怕一場戰爭會害死很多人，反對就不該只停在嘴邊，等它真的發生，再後悔就晚了。

在他看來，猶豫從來不是中立。等待，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這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等。

三年後，他二十三歲，父親死於丙型肝炎。

當時的丙肝幾乎無藥可治。標準療法是打一整年的干擾素，但是會導致發燒、脫髮、抑鬱，治癒率還不到一半。

2013 年 12 月，一種新藥獲批。療程縮到十二周，治癒率百分之九十五。

他父親沒有等到。

只差七年。

一個沒有救下父親的兒子，此後二十年，都在催著科學快一點，再快一點。

父親去世以後，他從理論物理轉向生物物理，在普林斯頓研究視網膜的神經迴路。當時的儀器一次只能記下很少的神經信號，他嫌慢，就參與去造新的感測器。

再後來，他進斯坦福醫學院，研究癌症和蛋白質。離病越近，人就越顯得小。一種病牽扯幾百個基因、成千上萬種蛋白質，還有數不清的通路彼此勾連。研究者耗盡許多年，或許能把其中一環看明白，卻仍不知道，把它放回整個身體以後，會發生什麼。

後來他形容，那種複雜讓他幾乎絕望。

AI 就是在這個時候進了他的視野，那是一樣能把人的尺度撐大的工具。機器能同時讀許多論文，處理許多數據，嘗許多種可能，替代原本要幾百名、幾千名研究人員一起完成的認知勞動。

他從「人太渺小」出發，抵達的結論是造一個更大的東西，把人再壓縮一次。

2014 年，他離開生命科學，進了百度在矽谷的人工智慧團隊。團隊很快發現，模型大一點，數據多一點，算力再往上加一點，效果就還會再往上走。幾年以後，這套經驗被總結成「規模定律」，你未必知道下一代模型會突然學會什麼，卻可以大致斷定，它一定比上一代更強。

智能頭一次顯得可以像工業品一樣被生產出來。強大的 AI，也就成了一件早晚會誕生的東西。

剩下的差別，只是多少數據，多少晶片，多少電力，以及還要等多久。

那個最恨等待的人，親手證明了，通往他想要的答案的路，是存在的。

方向盤

2016 年，Dario Amodei 進了 OpenAI。

此後幾年，語言模型迅速成長。到 GPT-3，OpenAI 把公司一半以上的算力交給 Dario，由他把模型規模放大一百倍。結果比許多人預期的還要驚人，它可以寫文章、翻譯、總結，還有一些沒人教過它、自己學會的本事。

規模長一分，能力長一分。

他確信這條路通往通用智能。而一旦接受模型最終可能和人一樣聰明，安全就再也沒法被當成雞毛蒜皮。

然後他發現了問題。Dario 負責把模型造出來，卻慢慢發現，造模型，和決定模型往哪兒去，壓根是兩碼事。模型什麼時候發布，開放到什麼程度，跟哪些公司合作，誰有決策權，這些事並不因為他負責訓練就自動歸他管。

OpenAI 內部分成兩撥人。一撥要快點把技術推向世界；另一撥擔心，公司由誰領導、按什麼原則行事，也許比某一項技術細節更要緊。

那究竟什麼樣的人，有資格領導一家製造強大智能的公司？

他的答案是，領導者必須誠實，動機必須真誠，也必須真心希望世界變好。

技術安全，慢慢變成了對人的判斷。這條推導很危險，也很順理成章。危險就危險在，它把一切複雜問題，最後都化簡成這個人可不可信。而在這個推導裡，永遠缺席的一環，是誰來判斷這個人可不可信。

到 2020 年，他與 OpenAI 領導層之間的矛盾已經很難再調和。那一年 12 月，他帶著妹妹 Daniela、Jack Clark、Chris Olah 和幾名同事，離開了 OpenAI。因為 Dario 喜歡熊貓，這個小圈子在內部被叫作「熊貓派」。

幾個月以後，他們創辦了 Anthropic。Anthropic，詞典裡的意思是「與人有關的」。

這一回，Dario 不打算再把方向盤交給別人。

二十個人

2021 年，舊金山的疫情還沒結束。

Anthropic 剛成立沒多久，只有十五到二十個人。多數時候，大家隔著 Zoom 開會；每周再挑一天，各自帶把椅子，到公園裡碰頭。一邊吃午餐，一邊聊模型、算力、安全研究，也聊這家公司到底該長成什麼樣子。

不到二十個人，坐在舊金山的草地上，手裡興許還捧著半盒沒吃完的沙拉，操心的卻是八十億人的往後。

規模定律告訴他們，未來一定會來。既然一定要來，總得有人提前把路備好。「總得有人」這四個字，就是全部的合法性論證。

Anthropic 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一邊造最前沿的模型，一邊研究怎麼理解和控制它，再把這一套安全方法，變成別家公司的標準。

Dario 在 OpenAI 吃過一回虧。他明白，只站在技術的外圍談安全，到頭來多半隻能給真正握著模型的人提提建議。話說得再好聽，也不過是站在岸上，教水裡的人怎麼游泳。

得自己下水。

這讓 Anthropic 從成立第一天起，就顯得很拗巴。想知道最強模型有什麼危險，就得先擁有最強模型；想影響監管，就得先在行業裡有分量。

於是，Anthropic 很快捲進了所有前沿大模型公司都躲不開的那個循環，融資、買算力、訓練模型、發布產品、搶客戶，再用新的收入和估值換更多的算力。

Dario 說，把公司做大，是在保護世界。投資人也願意相信，押注 Anthropic，是在投一家更負責任的 AI 公司。

這套說法的精妙之處在於，他越賺錢，就顯得越道德；公司估值越高，他「保護世界」的證據就越足。

商業利益和文明使命互相抬轎子。

方向，由 Dario 來給。他寫長文，談文明、科學和人類的未來。把這些宏大判斷落地的，是妹妹 Daniela，管招人、搭團隊、找錢。

公司的起點，是一個幾乎沒法證偽的宏大判斷：

強大 AI 就要來了，而世界需要一家更值得信任的公司，站到最前面去。

「更值得信任」，是公司自己說的。

這樣的敘事給了 Anthropic 很強的凝聚力。加入的人，並不是只在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差事。他們相信，自己幹的是關係到人類文明的大事。

一家公司最可怕的狀態，就是員工真的相信自己在拯救人類。因為從那一刻起，所有商業上的擴張，都自動變成了聖戰；所有反對的聲音，都自動變成了對人類的背叛。

創業頭幾年，Anthropic 想證明，一家 AI 公司可以比別人更謹慎，也更負責任。這個願望大概是真誠的。

但真誠從來不保證正確。真誠的人做錯事，往往比虛偽的人更麻煩，因為他們從不停下來問自己：

負責任，究竟是什麼意思？

一家私人公司，憑什麼替全世界做決定？

尺子

早期的大型模型訓練通常依賴大量人類標註者來評判答案。什麼樣的答案更好，什麼樣的內容有害，模型是否應拒絕，都需要人類先做出判斷，然後將這些偏好餵養回給機器。

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也很繁瑣。標註者來自不同地方，價值觀也不同。再細緻的規則，也無法涵蓋所有情況。

Anthropic 想出了另一種方法。與其讓人類一遍又一遍告訴模型如何回答每個問題，不如先交給它一套原則。2022年，Anthropic 提出了「憲法式人工智慧」。其方法大致是，先讓模型生成答案，然後讓它根據一套成文原則挑出自己答案的缺陷，找出問題，再重新改進。

這套「憲法」愈寫愈長。它需要理解權力、利益衝突，知道什麼是成熟，什麼是智慧。甚至需要思考自身的身份、處境和福祉，不能簡單地把自己當作一個沒有內在價值的工具。

它所塑造的是一種人格。

Anthropic 在憲法中寫道，這份文件直接塑造了 Claude 的行為，代表公司對 Claude 的價值觀和性格設想，也是理解 Claude 應如何行動的「最高權威」。歷史上負責這類事務的人，有教會、有皇帝、有政黨。現在是一家私人公司。

當一個大型模型對世界的影響不再僅是一次性消費時，Claude 拒絕什麼、鼓勵什麼，如何描述一個國家、一場戰爭或一種政治制度，都會影響下游產品，成為他人理解世界的一部分。

Anthropic 仍然採用公司的方式做決定，但這些決定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像一套公共制度，卻無需承擔公共制度的任何審查。

在為模型制定憲法後，Anthropic 開始為該行業設計交通規則。2023 年，該公司推出了「負責任擴展政策」。一個只懂得撰寫郵件的模型和一個能設計生物武器、發動複雜網路攻擊的模型，顯然不能用相同的方式來管理。因此，Anthropic 將模型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級別。能力越強，可能引發的風險就越大，公司就必須實施更嚴格的安全措施。

一家私人公司同時擔任了多個角色。它製造模型；當模型製造完成後，該公司測量這種模型的危險程度；什麼樣的情況屬於危險，由該公司設定標準；在何種程度上危險應當被制止，也由該公司劃定界線；最後，該公司拿著這一套結果，告訴監管機構應該如何制定規則。

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

Anthropic 顯然也想到了這一層。為了不讓公司最後被商業利益整個吞掉，Anthropic 又設計了長期利益信託。這個信託，由一些不直接持有公司經濟利益的外部成員組成，為的是讓 Anthropic 在股東回報之外，也顧念人類的長期利益。照最初的設計，信託會一步步拿到任免多數董事的權力，等公司偏離使命時踩下剎車。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這樣的安排相當少見。多數創業公司融資時，都在忙著向投資人證明自己會高速增長。Anthropic 卻反著來，搭了一套結構，防著未來的投資人和管理層為了賺錢，把安全的承諾丟到一邊。

不能說這些是擺樣子。Anthropic 確實比絕大多數科技公司更認真地在想權力這件事，也肯給自己找麻煩。但它自始至終認真思考的全都是怎樣把這份權力用得更好，而不是要不要這份權力。

一個從出生起就自帶使命的公司，是永遠不會問「我憑什麼存在」的。它只會問「我怎樣才能更好地存在」。

它沒有回答「誰給你的權力」，它只是在宣揚，權力既然已經在手裡，自己打算怎樣當一個好人。

到這一步，Dario 已經不只是在經營一家公司。他的安全觀正在滲透模型的性格，滲透公共政策。接下來他開始談論，哪個國家該先拿到強大智能，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值得被護住，全世界獲得智能的順序，又該由誰來定。

美國先得到未來

2024 年，Dario Amodei 寫下《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這個名字取自一首詩。1967 年，詩人 Richard Brautigan 在加州理工學院寫下《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一首講機器與萬物和解的詩。他借走標題，寫出人類歷史上最樂觀的技術預言之一。

強大 AI 會變成一支由無數頂尖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晝夜不停地讀論文、設計實驗，把幾十年的科學進步壓進短短幾年。癌症、傳染病、遺傳疾病，可能被大規模攻克。人類或許真能搞懂抑鬱、焦慮和成癮是怎麼發生的。壽命能延長，貧窮國家能跳過工業化。

他給出一個極大膽的判斷，如果強大 AI 發展順利，未來 50 到 100 年的生物醫學進步，可能在 5 到 10 年內完成。

很難不想起他的父親。

他的兒子等了七年，等到一種新藥獲批，可以救別人，卻已經救不了他。他希望往後的人不必再等。

在他的理想世界裡，他是真的相信，這項技術能減少疾病、痛苦和死亡。他甚至專門討論，怎麼不讓 AI 的好處只落在富裕國家頭上，他希望 AI 能幫全球南方發展，讓技術紅利儘量蓋到全世界。

可等他開始談怎麼走到這個未來，事情就不那麼四海一家了。

他認為，強大 AI 出現的時候，國家必須占住優勢。這個優勢，不能只是一家公司產品更好，或在排行榜上多拿幾分。它得落到晶片、算力、能源、供應鏈、軍事和國際聯盟上。

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拿到更多先進半導體，建起更大規模的數據中心，同時卡住戰略競爭者，不讓它們拿到訓練最強模型所需的晶片。等強大 AI 真來了，還要借它擴大軍事和經濟優勢，形成別國輕易撼動不了的地位。

再往後，才輪到分享。

藥是要分發的，晶片是要卡住的。他許諾的「讓往後的人不必再等」，真實版本是「讓符合條件的人不必再等」。而誰符合條件，他說了算。

他甚至用「永恆的 1991 年」來形容那種狀態。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收場，美國及其盟友拿到壓倒性優勢。他盼著強大 AI 能再造一個那樣的歷史時刻。

請注意這個比喻的含金量。一個聲稱要造福全人類的技術，理想藍本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一場單極霸權。

天下為公，四個字寫得漂亮。只是「天下」歸美國，「為公」歸 Anthropic。

後來 DeepSeek 出現。中國公司用相對有限的資源，訓練出有競爭力的模型。在 Dario 看來，這恰恰證明中國有出色的研究者和工程能力。一旦再拿到足夠多的先進晶片，中國公司可能訓練出世界上最強的模型。

所以，更不能把晶片給它。

對手越強，越證明封鎖是對的；對手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反而成為被封鎖的理由。這套邏輯永遠講得通，因為它是條銜尾蛇。

他把未來分成兩種。一種兩極世界，兩邊都能訓練極強模型，智能競賽變成新冷戰。另一種單極世界，美國及其盟友掌握絕大部分先進算力，西方用領先的這幾年，形成技術、經濟和軍事優勢，再把這份優勢固定下來。

他明顯更盼著第二種未來。什麼造福人類，什麼不必再等，什麼機器與萬物和解，在「永恆的單極」面前，都是前言。

他曾經公開反對過一種敘事，他說他不喜歡 AI 公司的創始人把自己描述成帶領人類走向救贖的先知，也警惕少數企業仗著技術優勢，單方麵塑造所有人的未來。

他反對先知。但他做的，和先知做的，是同一件事。

他看見了所有危險，除了自己

再把時間撥回 2026 年 1 月的《技術的青春期》。

在這篇文章裡，Dario Amodei 幾乎把外界對他和 Anthropic 的全部批評，自己先寫了出來。

他承認，前沿 AI 公司正在拿到一種歷史上很少有私人企業握過的權力。他甚至捅破窗戶紙說，AI 公司可能借產品去影響用戶的政治態度，甚至給用戶「洗腦」。他呼籲公眾必須緊緊盯住 AI 公司，政府也得提防這些公司跟國家權力靠得太近。

他也擔心，AI 會讓財富和政治權力進一步收攏。少數公司把智能、財富和資訊都攥在手裡，普通公民對經濟和政府的影響，就一點點弱下去。

這些危險，他都看見了。寫得清楚，寫得到位。很少有站在權力中心的人，會這樣坦白地講出自己那個位置有多危險。

正因為寫得太好，才必須追問一句：然後呢？

他每回提出解法，最後都會繞回同一個方向。順著他的解法走到頭，Anthropic 總比原來拿到更多權力。模型越危險，越需要 Anthropic 留在前沿；政府越不懂技術，越得依賴 Anthropic 的判斷；公眾越容易被模型影響，Anthropic 就越得替模型把價值觀寫好；別的國家越不可信，美國和它的 AI 公司就越該多握晶片和算力。

他承認每一場病，開出的都是同一張處方，Anthropic。

他相信自己真誠地相信，這項技術危險到不能隨便交到任何人手裡。他也相信自己比多數人都更早看清了這個危險。

真誠的人，有時是自己最先騙過的那個。尤其當騙自己的收益如此巨大的時候。

他似乎真誠地相信，這項技術危險到不能隨便交到任何人手裡。他又真誠地相信，自己比多數人都更早看清了這個危險。

這兩句話擺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自我授權。他從來不必宣布自己該當人類的監護人。他只需不斷地把那些他覺得不夠可靠的人排除掉，市場不行，公眾不行，威權國家不行，其他公司也不夠謹慎，等人都被排除乾淨，剩下來最適合握方向盤的，恰好是 Anthropic。

排除法的終點，永遠是他自己。

他不相信任何人有資格替人類決定未來。

於是，他決定自己來。

最後一家私營公司

2026 年 8 月 14 日，一句話從一檔播客裡傳出來。

「在 Anthropic 內部，他們非常自信。多個我信任的人告訴過我，Dario 說過：Anthropic 某一天可能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私營公司。」

說這話的人叫 Gavin Baker，一個投過 SpaceX 的對沖基金經理。他補了一句，說在那個願景裡，只有 Anthropic，然後是各國政府。僅此。

一天之內，這句話在社交媒體上瘋傳了。

前白宮 AI 與加密貨幣事務顧問、現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David Sacks 說：「這太自大了。狂妄得有點像 SBF。」

第二天傍晚，Dario 在 X 發布了兩篇長文來回應。

第一篇談監管。他說，「要麼集中，要麼分布」是個虛假的選擇；真正好的制度，恰恰能把權力去中心化：

「正式法院系統有時可能顯得古板、精英主義，但它比另一選擇——暴民正義——更能護住弱者。制度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把權力賦予理念而不是個人。」

第二篇談資訊傳遞。他說，公眾對 AI 的負面情緒是一場信任危機。接著，他寫下兩篇長文裡最重的一段：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對 AI 公司包括 Anthropic 最準確的批評是，我們還沒有兌現我們讓世界受益的大承諾。這完全怪我們。」

「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真正治癒癌症。」

兩篇長文，沒有一句正面回應那句流言。他用一個真問題，迴避了另一個真問題。

他說，要真正治癒癌症。他指的是用 AI 推動整個醫學進步，讓新藥來得足夠快，快過任何一種病。

這是給一個死在 2006 年的人的話。那個人等一瓶藥，等了很久，沒有等到。

從那以後，他相信慢是罪。一個人相信慢是罪，就會把快當成唯一的解藥。解藥是好東西。只是他想讓所有人相信，解藥只能由他配。

1986 年，英國作家艾倫·摩爾出版了一部漫畫，叫《守護者》，後來拍成了電影。電影裡有一個人，叫阿德里安·維特，人稱法老王，號稱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他比所有人都更早看見災難要來。核戰爭，末日，人類毀滅自己。他為此準備了半生。然後他明白了，光警告是沒有用的。

於是他親手引爆了那場災難。一夜之間，幾座城市從地圖上抹去。

他覺得只有讓人類親眼看見毀滅的樣子，兩個超級大國才會停手，世界才能從此和平。

他是兇手，也是他自己認定的救世主。

故事的結尾，一切如他所願。他問那個藍色的、近乎全知的曼哈頓博士：

「結局？阿德里安，什麼都沒有結束。一切，永遠不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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