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新動力：企業減稅清費的供給側研究

書名：《轉型新動力：企業減稅清費的供給側研究》

作者：彭鵬

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8月

內容簡介

本書以企業為切入視角，在系統研究國內外供給理論相關文獻和企業財稅負擔文獻的基礎上，從理論、政策、實證和案例等不同方面研究「對企業減稅清費的意義」和「如何減稅清費」這兩個問題。本書在凱恩斯主義框架下加入經實證檢驗支持的供給側條件，即邊際稅負與投資的負向關系，從而得到拉弗曲線觀點成立的條件；在新古典框架下嘗試構建考慮中國國情和供給側創新函數的理論模型，推導並檢驗支持邊際資本稅率與創新（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關系命題。為將理論結論實際應用於指導政策，本書梳理企業的收入流中的供給側要素與需求側的關系，通過對企業分要素密集類型彈性分析和厘清財稅政策傳導機制，嘗試解釋了當前我國需求側管理政策成效式微的症結，給出從供給側改善企業收入流的要素供給的政策抓手，即政府通過減稅清費政策要達到的兩個效果是：第一，鼓勵社會投資創辦小企業吸收就業；第二，鼓勵各層次企業的自主創新。本書隨後針對如何減稅與清費的問題，對企業減稅進行分稅種分析，指出增值稅（結構性減免）、營業稅（營改增）和企業所得稅等稅種是可以重點減免的方向；並通過刨除法、構成法和供養比法綜合匡算得到我國企業的費負擔規模約1.2萬—1.3萬億元，從而為企業清費減負給出政策空間和操作方向的參考。最後，針對鼓勵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和小微企業的稅費負擔問題，本書分別進行了案例討論，以案例說明供給側財稅政策對促進創新和為小微企業減負的意義。

作者簡介

彭鵬自2012年開始從事供給側方面的研究，2013年起先後在《財經問題研究》、《經濟問題》、《中國商貿》等刊物上發表了基於供給側視角研究企業減稅清費問題的學術論文。

書摘

2015年年末，「供給側」突然成為了熱門詞匯。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京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發布的公報，也即我國「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首先出現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隨後，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試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克強總理也在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緊接着，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又進一步闡述了供給側改革未來的方向和任務。

實際上，2015年年末以來中央的一系列表態和動作，並不是突然為之，而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一脈順承的。十八大以來，改革和創新精神是始終貫徹各個環節的理念；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改革；到五中全會時，提出五個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依舊以創新為首位，以推進改革為方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則進一步提出了未來的五大發展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是在此前統一認識基礎上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具體部署。

需要同時看到的是，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國經濟面臨着經濟發展速度下行的壓力態勢。「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歷史時期的基本判斷和要求。但正如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教授所說，目前「新」已經明確，但「常」還暫時沒有能夠落實穩固。需要認識到，我國目前面臨的形勢無法通過以往立竿見影的需求管理政策來扭轉，而需要輔以供給側的政策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本書的前身，即筆者的博士論文在2014年時給出的結論和對應的政策建議，有一部分和目前中央的部署可以說不謀而合。譬如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2016年五大發展任務中，為企業降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這一條，正與本書所提出的通過減稅清費來減輕企業負擔的方向是一致的。同時，在本書第四章中關於企業收入流的供給側分析中，利用財稅政策刺激鼓勵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的相關提法，也與當前政策中關於創新供給的提法相呼應。

但也需要看到，目前熱度不斷提升的供給側研究中，還存在至少兩個方面特別需要強調的問題。

一方面，需要強調指導我國政策的供給側理論，與西方供給理論的區別。當下關於供給側的各類報告不少，但多數都是從研究西方供給理論的角度入手的。總結西方供給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不看到我國與西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諸多區別。

彼時英美的供給政策主要針對的是「滯脹」的經濟態勢，而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經濟增速下行、通貨膨脹率並不高，就業情況相對較有韌性。原本經濟增速下行、通脹率不高的情形，凱恩斯主義框架下的需求管理應當屬於對症下藥，但我國卻並非如此——無論采取貨幣還是財政的刺激政策，都存在向外漏出的現象。此外，我國的國有企業在經濟總體結構中占比比當時的英美都要高許多，這就與撒切爾夫人搞國企私有化、刺激創新與技術進步的環境有所不同。我國市場經濟中，政府干預程度也遠高於當時的英美，因此不能輕言仿效英美的私有化改造。

筆者的博士導師周天勇教授最近還提出，我國由於人口計劃生育形成的「人口坑」，可能也導致了由於人口對應的需求下降，從而導致經濟增速下行的觀點。與之對應的，是對日本安倍經濟學的評價，即「能夠印得出票子、印不出消費票子的人」。我國目前老齡化形勢已經相當嚴峻，需要在重視物的供給之外，也重視人的供給。

以上種種，都在提醒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不同於當年英美經驗的供給側研究。因此，在當下充斥各種研究西方供給學派報告的環境下，我們的確需要警惕過多的此類研究，但我們依舊缺乏針對中國現實的供給側研究。

另一方面，需要認識到指導供給側改革的理論認識還並沒有統一。當下供給側研究的甚囂塵上，並不能掩蓋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國的經濟理論界對供給側改革的理論認識並沒有真正統一。

前文提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直到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實際上都在反復強調統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基本認識和判斷，從而部署相應的改革任務。然而從經濟理論界近來發表的相關研究看，依舊保持着如本書第二章中的情形，即褒貶不一。固然，學術的爭鳴是必要的，但對於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如果不能達成相對一致的基本判斷，就難以出現更有深度的能夠真正指導政策的理論研究，而會囿於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爭論。

指導過往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論，長於基於一般經濟理論假設之上、可通約的基本要素所進行的模型化、規范化的數理表達，從而給出相對簡潔、可操作性強的方案結果。然而我國當下的改革，面對的是非完全理性、壟斷競爭下的現實市場前提；我國當下的改革，面臨的並非是傳統經濟理論所關注的物的生產關系，而更多需要關注的是物與人、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制度。這樣的復雜問題，暫時是難以通過簡約的模型來表達的，需要理論界跳出唯數學論的研究范式來考慮問題。

賈康教授指出，在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對華爾街金融機構救與不救、全球央行統一降息、實施長期量化寬松等非常的政策實踐，事實上在過往的經典經濟理論中都難以找到參考。當下我國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沒有能夠對最新的這些政策實踐給出較為全面、有針對性的理論剖析。

筆者並不想在此過多批評理論研究與實踐之間的脫節，但認為國內的理論界對供給側理論需要統一相關的一些基本認識，包括基本假定、研究范式、傳導邏輯等等。只有在統一的基本框架下，才可能在未來出現更多有深度、與時俱進、能夠指導實踐的研究。同時，這個框架並不是供給側取代需求側的框架，而是平衡供給和需求的更加海納百川的分析視角。

最後需要着重強調的是，本書提出的減稅清費作為政策手段和施政方向，不僅僅是對西方供給理論的拿來主義。對企業而不是對個人減稅清費，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結構；主要清費而輔以減稅，正稅清費，是針對我國現實國情下可采用政策手段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手段總歸是手段，本書提出這些手段，背後是由供給側厘清企業的收入流、引導和鼓勵企業創新、保證我國就業穩定的邏輯來支撐，而不完全同於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與政策思路。從更廣、更深的層面而言，不能談到供給側就必然認為是減稅，這樣過於簡單化、符號化和標簽化的認識，不利於前文所述的統一理論認識、指導政策的我國現實需要。筆者也期待未來中國的經濟學者們可以從供給側為切入點，打造中國發展背景下的、供需兩側平衡的，並且能夠推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新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學說。